深秋的凌晨四点，东郊货运站最后一盏照明灯在浓雾中熄灭。铁轨旁废弃的集装箱里，四十三岁的陈永明把冻僵的手指缩进袖口，屏息听着百米外检票口的动静。这是他离开江城的第七天，也是他第十三次在监控探头下改变行进路线。
“他们撤掉了所有长途客运站的便衣。”陈永明后来在某个未启用的防空洞里回忆时，喉结仍会因为紧张而上下滚动，“但火车站洗手间的第三个隔间，永远留着半包拆封的红梅。”
这场持续二十一天的逃亡，始于城南老居民楼402室餐桌上的一份《江城晚报》。十月十七日社会版右下角，三行不起眼的简讯报道了恒运建材公司会计总监刘志斌的失踪。而在陈永明眼中，这则消息不啻于一道追杀令——刘志斌经手的秘密账簿，此刻正变成微型胶卷，缝在他贴身内衣的夹层里。
“第一个藏身点是新华书店的仓储库房。”陈永明在黑暗中比划着，声音像是生锈的合页，“我假装整理退货，在《战争与和平》精装本的书脊里塞进三张存单。那是老刘教我的办法，他说最危险的地方往往...”
十月二十三日傍晚，陈永明在城际巴士上目睹了惊人一幕：三个穿着水电工制服的男人，正逐一检查驶出收费站车辆的备胎箱。他立即在中途停靠的惠民超市下车，将手机塞进购物篮，转身拐进消防通道。这个临时起意的举动，后来被证明挽救了他的逃亡——当晚十点，那支被遗弃在调味品货架间的华为手机，显示有十七个未接来电。
逃亡第十天，陈永明在城乡结合部的五金店买了美工刀和工业胶带。午夜的地下管网中，他借着手机微光拆开运动鞋的气垫层，把三枚微型存储卡压进特制凹槽。污水滴落的声音在管道里产生奇异的回响，仿佛整座城市都在为他敲打着不安的节拍。
“十一月二日是个转折点。”陈永明舔了舔干裂的嘴唇。那天他混进殡仪馆的送葬队伍，在哀乐的掩护下，与接应人完成了首次接触。穿黑色风衣的女人往他手里塞了张字条，上面是用打印机输出的宋体字：“码头区航运路27号，每周三上午装卸冷链货柜”。
真正的转机发生在立冬那个清晨。陈永明伪装成早点摊贩，在煎饼摊的挡风布后，目睹了菜市场管理办公室的突击检查。当穿制服的人员开始查验健康证时，隔壁水产店的老板突然掀翻鱼缸，银亮的鲢鱼在结冰的路面疯狂跳跃。趁乱之间，有人往他围裙口袋里塞了把钥匙，钥匙圈上挂着迷你象棋，是个残缺的“帅”。
此后四十八小时，陈永明按照象棋背面的微缩地图，在临江废弃天文台找到了关键证据：整本原始账簿的打印件，以及刘志斌亲笔签名的举报信。信纸末尾的日期显示，这位会计总监在失踪前四周，就已预感到自己处境危险。
十一月二十八日深夜，陈永明带着全部材料出现在中央巡视组驻地。接待室的白炽灯下，他拆开缝了二十一天的夹层，胶卷在灯光下泛着幽蓝的光泽。值班记录显示，这个满身煤灰的男人在递交材料时异常平静，只是反复确认接收回执上的公章是否清晰。
三周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通报了江城政商勾结窝案的侦破进展。电视镜头扫过被羁押的嫌疑人时，陈永明正在千里之外的小镇邮局寄明信片。收件地址是江城永宁路小学四年级二班，落款处画着歪斜的轮船——这是他答应女儿期末考试后的礼物。
黄昏的江轮拉响汽笛，陈永明望着船舷激起的白色浪花，忽然想起逃亡途中那个改签车票的清晨。售票员隔着玻璃窗找零时，多给了他两个一元硬币：“凑个整吧，前面路还长。”此刻他才明白，有些微光，从来就不在预设的逃亡地图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