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冬的华北平原，寒风卷起工业区的尘土。凌晨五点，张伟（化名）在城中村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里醒来。手机屏幕上，一条未读消息闪烁着——是老家父亲发来的：“今年能回来吗？你妈念叨好几次了。”
这是张伟在北京做外卖员的第七年。过去六年春节，他只有两次踏上返乡路。不是不想回，而是“回去一趟太贵”——来回车票、年货礼品、给老人的红包、同学聚会，轻轻松松就能花掉他两个月的工资。
张伟的经历并非个例。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每年都在重复着“留守-返乡”的循环。而这条返乡路，正与性和金钱这两个敏感却现实的话题紧密交织，构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一道复杂的风景线。
**金钱计算的归途**
对于月收入通常在4000-8000元之间的普通务工者而言，春节返乡是一年中最重大的财务决策之一。据北京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去年发布的数据，农民工群体春节返乡平均支出已达年收入的15%-20%。
“光是给亲戚家孩子准备红包就要两三千。”在东莞电子厂工作的李秀英苦笑着说，“我嫂子去年生了二胎，今年得准备双份。”她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往返高铁票八百四，给父母买新衣服一千二，年货礼品一千五，各种红包至少三千，再加上聚会请客，没有七八千根本下不来。
这笔钱相当于她整整一个半月的工资。为了省钱，李秀英和同乡姐妹合买了站票，轮流坐在行李箱上休息。“站28小时算什么？省下的钱够给爸妈买台新电视。”
**性压抑的年度释放**
与此同时，在长三角某小城的火车站旁，快捷酒店老板娘王女士正在忙着安排春节期间的房间预订。“每年春节都是旺季，很多一年只见一次的夫妻。”她说这些临时夫妻通常只订两三天，说话时都避免眼神接触。
社会学学者指出，长期分居导致的性压抑在春节期间得到集中释放，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某三甲医院妇科医生透露，每年春节后都会出现人工流产的小高峰，其中相当部分来自务工群体。
“我们医院每年正月初八开诊，当天就能排上百台手术。”这位要求匿名的医生说，“很多女性都是趁着过年团聚怀上的，但经济条件不允许她们要这个孩子。”
更令人担忧的是，缺乏科学性知识带来的风险。在深圳打工的王小磊坦言，他和妻子每年只见两三次面，从来不用避孕措施。“怀上了就做掉，大家都这样。”当被问及是否知道重复流产的危害时，他沉默地摇了摇头。
**返乡路上的身份焦虑**
除了经济和性的话题，返乡路上还充满了身份认同的焦虑。在广州做了八年家政服务的周阿姨每年回家前都要专门去烫头发、买新衣。“不能让村里人觉得我在外面混得不好。”她说去年花两千多买了件羊绒大衣，就为了回家那几天穿。
这种消费行为被学者称为“面子消费”。复旦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指出，务工群体通过物质消费补偿长期离乡产生的身份失落感，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向家乡证明自己城市生活的价值。
然而，这种证明往往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在北京建筑工地工作的河南籍工人老赵，去年用整整三个月工资买了部最新款手机。“村里年轻人都在用，我不能被看扁了。”说完这句话，他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口袋里屏幕碎裂的旧手机——那才是他平时在工地上用的。
**变化中的返乡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新一代务工群体的成长，传统的返乡模式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90后”、“00后”务工者选择将父母接到城市过年，或者利用春节假期外出旅游。
“回家过年太累，各种比较，各种花钱。”23岁的湖南妹子小陈在杭州做网店模特，今年她选择带父母去三亚过年。“虽然花费差不多，但至少是真正的休息。”
与此同时，一些公益组织也在尝试帮助务工群体减轻返乡负担。某公益基金会发起的“爱心返乡巴士”项目已经连续运营五年，为超过两万名务工者提供免费返乡服务。项目负责人表示：“我们不仅提供交通工具，还在车上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包括科学性知识普及。”
**未来的路**
专家认为，要彻底解决“性、金钱与返乡路”这个三角难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善务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包括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带薪休假权利、加强性健康教育等多项措施。
“当回家不再是一件需要精心计算的经济行为，当夫妻不再需要忍受长期分居的痛苦，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社会学家如是说。
暮色渐浓，张伟终于抢到了回家的高铁票。他小心地收好手机，继续奔波在送餐路上。身后，千万个像他一样的务工者正在计算着回家的成本，权衡着亲情与现实的重量。这条返乡路上，承载着太多中国普通人的渴望、挣扎与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