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导演爱丽丝·罗尔瓦赫尔的作品《幸福的拉扎罗》自问世以来，便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远的寓言气质持续引发国际影坛的关注与讨论。这部电影在2018年戛纳电影节荣膺最佳剧本奖，不仅标志着作者电影的艺术胜利，更成为一扇窗口，透过它，观众得以审视现代社会中纯真与剥削、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充满张力的关系。
影片的故事跨越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空维度，巧妙地将魔幻现实主义元素嵌入扎实的社会写实基底。前半部分设定在意大利一座与世隔绝的乡村庄园因维奥拉塔，这里的居民如同生活在时间之外的中世纪佃农，被侯爵夫人以债务为锁链囚禁于土地之上，形成了一种现代奴隶制的微缩模型。而拉扎罗，这位近乎圣徒般的年轻农民，以其无限的善良、无私和近乎透明的存在，成为了这个封闭宇宙的道德核心。他从不质疑，从不抱怨，只是默默地劳动、给予和帮助他人，其纯粹性超越了常人的理解，更像一则古老寓言的化身，或是落入凡间的天使。
然而，剧情在 midpoint 发生了一次惊人的、诗意的转折。一次偶然的“犯罪”探险，导致拉扎罗失足跌落山崖。但死亡并非终点，相反，他在数十年后莫名苏醒，时间已飞跃至现代的消费主义社会。他从一个与土地、牲畜和农耕仪式紧密相连的世界，猛然被抛入了一个充斥着银行信贷、智能手机和疏离人际关系的陌生都市。影片由此分裂成两个相互映照的部分：前一半是带着温暖胶片质感的乡村牧歌，尽管其内核是残酷的剥削；后一半则是冰冷、疏离的现代性寓言。
拉扎罗的“幸福”，正如片名所暗示的，是一种超越世俗理解的境界。它并非源于物质的满足或欲望的达成，而是一种本真的、前现代式的存在状态。他的幸福在于完全的奉献，在于与自然和社群（尽管那是一个扭曲的社群）未分化的联结。当他穿越时空，这种品质并未因时代的剧变而磨损。他试图用同样的方式与新时代的人建立联系，却像一个来自异世界的符号，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他的善良在功利至上的现代社会里显得如此突兀、可笑，甚至令人不安，仿佛一面镜子，映照出现代人早已丢失的纯真和共情能力。
影片最具批判性的力量，在于它通过拉扎罗这面“镜子”，揭示了剥削形式的演变与延续。在因维奥拉塔，剥削是赤裸裸的、封建式的，以侯爵夫人的谎言和暴力为特征。而在现代社会中，剥削变得更加隐形、系统化，镶嵌在金融体系和法律结构之中。当拉扎罗找到昔日好友，现已沦为城市边缘人的坦克雷迪时，他发现后者依然深陷于无形的“债务”之中，只不过债主从侯爵夫人变成了银行。自由仿佛并未真正到来，枷锁只是被现代化妆了。拉扎罗的存在，无声地拷问着所谓“进步”的真正含义：我们真的变得更自由、更幸福了吗？
导演罗尔瓦赫尔采用了一种近乎人类学观察的冷静镜头，既不煽情，也不刻意批判。她将巨大的悲悯埋藏在看似平淡的叙事之下。饰演拉扎罗的业余演员阿德里阿诺·塔尔迪奥洛的表演堪称奇迹，他那清澈、茫然又时常陷入沉思的眼神，承载了影片全部的诗意和哲学重量。他无需言语，其存在本身便构成了对现代文明的巨大诘问。
《幸福的拉扎罗》最终超越了一个简单的社会批判故事，升华为一则关于人性、时间与失落的宏大寓言。拉扎罗不是一个怀旧主义者眼中完美的旧时代英雄，他更像一个人类集体无意识中关于“善”的原型。他的悲剧性不在于他的死亡或遭遇，而在于他的绝对善良在一个不再信仰善良的世界里失去了所有的解释力和生存空间。影片结尾处那场极具超现实意味和情感冲击力的场景，为这个充满神性的凡人故事画上了一个令人心碎而又无比宁静的句号。
这部电影之所以能持续引发共鸣，正是因为它触动了全球观众内心一种共同的不安：在技术飞速迭代、物质日益丰富的今天，我们是否在核心的人性层面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幸福的拉扎罗》没有给出答案，但它通过一个圣愚的旅程，温柔而坚定地提醒我们：在计算得失、追逐效率的洪流中，切勿忘记审视自己的灵魂，勿让那些最古老、最纯粹的人类价值，成为时代进步中最无声的祭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