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皖南，清晨五点，天光未亮，山林间还弥漫着浓重的寒意。杨建平已经在他家后院那片自制的土坡前站定。他没有立刻开始，先是闭眼凝神，感受着指尖三枚轻薄柳叶刀的冰冷触感，以及拂过面颊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微风。突然，他手腕一抖，没有太大的动作幅度，只听“嗖”的一声轻响，二十步开外，木制靶心正中央，已然稳稳地钉上了一道寒光。紧接着，第二枚、第三枚飞刀接连射出，后发先至，与前一枚并排而立，刀尾微微颤动，发出极细微的嗡鸣。
这便是纪录片《飞刀手》开篇的第一个镜头，没有配乐，没有解说，只有山间的鸟鸣、呼吸声和飞刀破空的锐利声响。这部由青年导演陈伟耗时三年跟拍完成的纪录作品，近期在几个国际纪录片节上悄然崭露头角，并未进行大规模商业上映，却凭借其质朴的力量和对一种近乎绝迹的民间技艺的深刻凝视，引发了小众观影圈层的持续关注与热议。它记录的不仅是一门技艺的传承，更是一个人与一种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的孤独守望。
影片的主角杨建平，今年六十有二，是方圆百里内最后一个被称为“飞刀手”的人。这门技艺传自他的曾祖父，是过去走镖护院、江湖卖艺时傍身的本事，讲究的是眼到、心到、手到，追求的不是杀戮，而是极致的精准与控制。在杨建平的记忆中，童年是在父亲的严厉呵斥和无数个投掷动作的重复中度过的。“那时候觉得苦，手心磨破了，胳膊肿得抬不起来。”影片中，杨建平抚摸着手中光滑的刀身，语气平静，“但现在想想，要不是当年那股狠劲，这东西可能就真的断了。”
陈伟导演最初是通过一位民俗学者得知杨建平的存在。他坦言，最初只是被“飞刀”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词所吸引，但真正见到杨建平本人后，他决定改变拍摄方向。“我原以为会看到一个身怀绝技、或许有些孤傲的‘奇人’，”陈伟在影片后期的一次交流中回忆，“但老杨非常普通，普通得像村口任何一位晒太阳的老人。他的技艺不是用来表演的，更像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像呼吸一样自然。这种反差让我着迷。”
于是，《飞刀手》摒弃了猎奇的视角，采用了近乎“浸泡式”的跟拍手法。镜头长时间地停留在杨建平的日常生活中：他在田间劳作，手法娴熟地收割稻谷；他在昏暗的灯下，用砂纸一点点打磨新打制的飞刀，眼神专注如同对待珍宝；他与邻居下棋，为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他接到在城里工作的儿子打来的电话，电话这头，他反复念叨着“都好，都好，不用惦记”，挂断后，却对着窗外沉默良久。
影片最动人的段落，是杨建平尝试将飞刀技艺传授给年仅十岁的孙子小宇。孩子起初觉得新奇，学得兴致勃勃。但日复一日的枯燥练习很快消磨了兴趣，智能手机里的游戏显然更具吸引力。一场练习后，小宇嘟着嘴抱怨：“爷爷，学这个有什么用啊？现在又不用它打坏人。”杨建平没有斥责，他只是拿起一枚飞刀，轻轻一甩，精准地削断了远处一根飘摇的草茎。他走过去，捡起草茎，对孙子说：“你看，它能让不该长的东西断掉。这世上，有些规矩，也是这样。”孩子似懂非懂，但镜头捕捉到了杨建平眼中一闪而过的复杂情绪——有失落，有无奈，也有一种深沉的、难以言传的坚持。
这种“无用之用”，正是《飞刀手》试图探讨的核心。在效率至上、一切追求“变现”的今天，像飞刀这样的传统技艺，其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它无法带来显性的经济利益，甚至其存在的合法性也时常受到质疑。影片中，曾有文化部门的干部来访，希望将杨建平的飞刀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流程繁琐，需要准备大量文字、影像资料，还要论证其“文化价值”和“传承谱系”。杨建平对此感到茫然，他对导演说：“我就是会这个，我爹教的，我爷爷教的我爹。非要说出个一二三来，我倒不会了。”
陈伟导演并没有在影片中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或悲情的结论。他更倾向于呈现这种困境本身。镜头冷静地记录着杨建平的孤独练习，记录着村庄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变迁，记录着年轻一代对传统日渐疏离的态度。然而，在这种近乎冷峻的记录中，观众却能感受到一种暗流涌动的力量。那力量来自于杨建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动作，来自于他对“规矩”和“精准”的信仰，来自于他即使无人喝彩、即使被视作“无用”也绝不放弃的执拗。
影片的结尾，又是一个清晨。杨建平依旧站在那个土坡前，晨曦透过竹林，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深吸一口气，扬手，飞刀如电射出。但这次，镜头没有立刻转向靶心，而是久久地停留在杨建平的背影上。那个背影在广袤的天地间显得有些瘦小，却又异常坚定。然后，镜头缓缓推向远处的靶心，只见三把飞刀不仅命中红心，而且刀尖依次点在前一把的刀尾上，排成一条精准的直线，在初升的阳光下闪烁着微弱却耀眼的光芒。
这惊艳的“一线穿珠”，是杨建平对自己一生技艺的总结，也仿佛是这部电影留给观众的一个无声的叩问：当一种技艺所承载的精神、耐心与对极致的追求，都渐渐被时代洪流冲刷殆尽时，我们失去的，究竟只是技艺本身，还是某种更为珍贵的东西？《飞刀手》没有呐喊，只是静静地展示，但这份静默，却比任何声音都更具穿透力。它让观众记住的，不只是一个身怀绝技的老人，更是一种在喧嚣世界中，关于专注、传承与孤独坚守的生命姿态。
